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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怀念林喆
发布时间:【2015-05-06】  阅读:1739 次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2015年4月23日下午,63岁的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家人的目光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她的去世,引发诸多学者、同行和网友的悼念。

  “昔日的一切悲欢、一切毁誉,一切恩怨,皆成永恒,只可追忆。林老师一路走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谢晖23日晚在微博上表达哀思。

  作为知名的反腐学者,林喆在反腐领域极为活跃,理论研究著述颇丰。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她曾多次公开解读依法治国战略。

  而在同事和学生眼里,诚恳、热情、率真叠加在林喆的身上,折射出一个保持开朗、乐观心态的她。

  一份矛盾又痛苦的职业

  林喆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是2014年12月20日。她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廉政讲堂”,向广大听众解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之后,林喆就淡出了媒体的视野。“林老师最近怎么联系不上了?”媒体同行们见面时总要多问几句。

  再传来林喆的消息,竟然斯人已逝。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主任刘学军在林喆手术前与她通话,林喆对他说,作为一个学者,这些年笔耕不辍,且多付梓,也足以安慰。

  林喆还说,她还有一些书稿还没有完成,如果手术后身体允许,还是要尽快写完。“没想到,她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完成。”刘学军悲痛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手术完了以后,(她就)一直在重症监护室,3个多月了。中间也有过小反复,由于术后感染引起的发烧等症状,都克服了,结果突然就不行了。”中央党校的同事回忆说。

  身边的同事和学生都认为,林喆实为工作所累。

  去世前的半年里,林喆还在出差的途中。她的老友马石磊回忆,林喆就是出差时从电梯上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脑中有个肿瘤。在二炮医院做了手术后,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

  林喆的学生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林老师这些年经常出差,而且会熬夜写稿子。

  有一次,林喆熬夜写完稿子,休息了一会就直接去了机场,到了机场才发现是第二天的班机。

  学生黄海媛说,虽然老师当时把这件事当成笑谈,可是在她看来,老师就是因为这样夜以继日的操劳,身体才会出现不适。

  反腐,这是一份矛盾又痛苦的职业,有媒体这样评论。

  然而,尽管研究反腐问题,但林喆并没有压抑和痛苦。

  一位业内有名的反腐专家问林喆:“研究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压抑?”

  林喆说:“因为我除了发现问题,更多的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林喆的论断,常常为人聚焦。

  比如,她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财产申报至今存在两个缺陷,一个是没有审核制度,一个是没有公示制度。”

  又比如,她对裸官的判断,就颇有建设性。

  林喆认为,裸官之所以变贪官,贪官变逃官,关键在于监督的缺失。

  “我建议监督制约措施前置。2005年,中央出台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留学定居实行备案制度。但制度尚待完善。比如,一些领导干部的孩子在英国留学的话,一年学费好几万英镑,这些钱从哪里来的?配偶子女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几经折腾后,表面上看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没有联系,但是他的子女现在在的国家可能就是其任职单位的分公司或派出机构。这里面有很多漏洞。另外,银行应该作为反腐的重要一道关口前置。”林喆说。

  也是因为关注裸官,2010年,律师迟夙生和林喆在一家媒体组织的论坛上结识。

  “由于都是‘50后’,所以有共同语言,此后对关于腐败问题,尤其是司法腐败问题我多次与她探讨。”迟夙生说。

  而林喆所关注的问题,也获得了制度性的回应。如今,国家对裸官的监管以及官员财产申报已经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

  对研究反腐败的专家来说,这也是可欣慰之处。

  自信,但不傲慢;爱美,但不刻意

  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林喆,永远都是一副率性、热情、美丽的面貌。

  “她的热情会点燃你,她会由衷地赞美别人。”林喆的学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刘学军回忆数年前和林喆到草原出差,工作之余,同事小聚,“林喆都是大杯而饮,捡大肉而食,夺麦克而歌,活脱脱一个质朴随性的草原儿女”。

  就是这样的不造作,在她的文章中,在她的工作生活中,也多表现如此。

  她几乎不结交官员朋友,因为“无事可求”。有官员想和她拉近关系,她总不忘提醒一句:“小心哪天成为我案例的主角。”

  她很爱美,但是她从来不接受学生朋友送给她的礼物,除了鲜花,“送她的花她一定捧在手中,快乐得像个孩子。”林喆的学生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

  她喜欢把学生们叫到家里,给大家做最拿手的红烧肉,尽管她因为糖尿病一口也不敢吃,她还是看着学生们津津有味地吃完。

  京沪高铁开通的时候,林喆去南方出差,回来给学生们带了高铁形状的钥匙扣。“现在我还保留着这个礼物。”

  给学生带礼物已经成为林喆出差的惯例,有时候一周要去几个地方,她也从来不觉得辛苦。

  她会叫学生陪她去开会,但是真的有了什么大事,她从来不告诉学生,甚至这次生病。

  林喆的学生们,很少有人知道她生病了,她特意交代给几个知道的学生,千万不要告诉其他同学,不要给学生们找麻烦。

  “哪怕是追悼会,她的女儿也没有通知我们,我想可能是她生前交代好的。”说到这儿,黄海媛有些哽咽。

  她自信,但不傲慢;她爱美,但不刻意。

  在学生眼中,林喆永远热情、开朗;在同事眼里,她认真、细心;在战友眼里,她正义、刚强。

  对待媒体,林喆也总是以最大的能量接受采访。即便在出差途中,她也总是能尽量空出时间认真回答媒体的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曾经多次就反腐问题与林喆进行探讨,每每谈到现在的反腐形势,林喆都认同核心价值观,同时对目前的体制提出建设性意见。

  2001年后,随着反腐形势的好转,林喆的反腐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就种种腐败现象向她发问,她都可游刃有余地应对。

  然而,最令她困扰的,是来自各地群众的求助信。几百封信,她每一封都妥善保存着,一些信封上还写着“控告”二字,但其中很多还没来得及拆开。“准确地说,是‘不敢拆’。”

  林喆坦承,作为学者,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在发现问题时竭力呼吁,却没有时间和精力一一进行调查。

  “这让我常常有种无力的感觉。”但她也欣慰,尽管自己在16年前无意中被推到反腐前沿,一路走来也十分艰难,但“很高兴自己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了一点作用”。

  从关注人权到研究反腐

  林喆的人生路,其实并不轻松。

  1953年,林喆出生于南京一个干部家庭。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占领南京时候,随军过江的父母便留在南京市委工作,南京的鼓楼医院成为我和妹妹的出生地。此后,全家便随父母的工作调动搬迁到无锡、北京、长春、上海等地。”林喆在自传式散文集《哲人之路》中回忆。

  书中写道,林喆的外公在学生刘瑞龙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受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并担任了南通市一至四届政协委员或常委。刘瑞龙是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林喆的学生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文革”中,林喆家三度被抄,全家6口人被迫从舒适的洋房迁到仅12平方米的低矮民宅。走在路上,“狗崽子”的唾骂声也总是不绝于耳。

  但这段经历,林喆却很少向外人提起,这段经历带来的伤害,也被林喆化解为要对社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年少岁月,林喆脑海中形成了“公平”“正义”的概念。在她看来,“这段经历可以解释自己对腐败导致的不公平等现象的天生敏感和激愤”。

  1969年,林喆加入到南下云南插队的知青队伍中,在玉溪的田间、工厂里接受锻炼。

  1978年,林喆考上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林喆调入上海社科院法学所,1998年获得了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调入中央党校。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林喆对人权格外重视。

  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不听话,林喆打了女儿一巴掌,打完她马上就后悔了,对女儿说:“妈妈是研究人权的,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林喆指导的博士论文,也对人权多有关注。

  黄海媛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林喆敲定的,《全球视野下的国籍权研究》。

  对于这个题目,黄海媛坦承国内外研究的资料都很少,但是林喆非常关注这个方向,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林喆总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很少有人注意到,林喆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而她博士期间攻读的方向是黑格尔法权哲学,反腐研究仅仅是她的一个副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她就完成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恰与当时反腐拉开大幕相吻合。

  不过,当时研究反腐尚显敏感,她的书稿流浪多家出版社,时隔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

  1992年,林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2009年,《环球人物》第4期报道,那一年,林喆偶尔参加上海社科院定期主办的内部通风会,大概有20多名研究人员、老干部与会。

  那篇报道中写道:“会议通报了当时全国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贪腐数额之巨大、情节之严重,显然大大超出了与会老干部的想象。通报结束后,会场陷入了沉寂。

  许久,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站起来,颤抖着嘴唇发问:‘战友们,怎么办?’

  ‘杀!’一位白发老人紧握拐杖用力往地上一戳,低沉、苍老的声音从喉咙里传出,在不大的房间里撞击、回响。

  林喆被这一幕惊呆了:‘我当时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些老人痛恨腐败怎么到了如此程度?’

  这个念头在林喆脑子里浮现的第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约稿信为她提供了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契机。”

  林喆在1993年完成了名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描述权力变异和腐化的过程,然而,“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这本书”。

  一直到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

  于是,包括林喆的书稿在内,有大约16部反腐书籍在当年出版,大超以往。

  这本书的出版,成为林喆反腐学术生涯的一道分水岭。

  在这之后,她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权力走向腐败的过程”转移到对腐败犯罪这一腐败的极端形式的关注上,并相继出版了更多的反腐著作。

  当年下乡插队时,林喆到了云南琳琅村。当她第一次走进这个村落时,傣族村民唱起了欢迎曲。跟着傣族村民,少女林喆学会打赤脚在田间耕作,学会真诚地与万物相处。

  打这以后,反腐学者林喆每读到“公民”一词,眼前总会浮现出村民们的面孔。

  在她心中,自己从事反腐研究的终极价值目标,正是为了保障千百万和他们一样的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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